11月11日，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方近代哲学的歧出与争论”学术工作坊在文澜楼C段一层会议室成功举办。工作坊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北京大学陈波教授、先刚教授、台湾阳明大学王文方教授、兰州大学孙冠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社孟宪清研究院、《云南大学》学报编辑张瑞臣博士、河北大学李恒熙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周志教授、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学广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蓬教授做主题报告。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小琪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王伟副教授、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许勇为博士、公司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经理袁祖社教授、党委书记李有谋副研究员以及学院哲学系金延教授、宋宽锋教授、赵卫国教授、肖士英教授、石碧球副教授、庄振华副教授、尹兆坤博士、王晶博士等共3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工作坊以报告人作主题报告，评论人点评，与会专家共同交流探讨的方式进行，共有十个主题报告，其中报告1-2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主持，报告3-5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主持，报告6-8由《哲学研究》杂志社孟宪清研究员主持，报告9-10由台湾阳明大学王文方教授主持。
11月11日上午八点，工作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开幕式，由公司党委书记李有谋主持，经理袁祖社致辞，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热烈欢迎。随后，工作坊主题报告正式开始，上下午各有五场报告。
第一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作题为《启蒙主义的自我调适与困境——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中心的思考》的主题报告。张志伟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一个社会无论是已经现代化，还是正在现代化，或者即将现代化，“启蒙”都是必经的“洗礼”，而且还构成了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但由于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启蒙的同时，进一步放大了启蒙的局限性，造成人们一边猛烈地批判启蒙，一边继续朝向被批判的启蒙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正如启蒙对传统的批判不仅激化了古今之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难题一样，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如此。其结果就是：人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是却被颠覆了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就是针对启蒙进行自我调适。康德与黑格尔就分别提出了对启蒙的调适方案。康德对启蒙的调适主要在于，一是强调人类理性之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划清科学理性的界限；二是以实践理性弥补理论理性的局限，类似于以价值理性约束工具理性并为之确立理想目标；三是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超越性的理智世界乃至道德神学作为理性的最高理想。黑格尔则试图通过重建形而上学来实现康德调适启蒙的设想，弥合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并以此来遏制人类理性的不当使用。然而，人类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以有限理性充当无限理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更何况，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科学理性，亦即工具理性。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一个失去价值理性指导的工具理性的时代，任何超越性的宗教或形而上学都会失去作用。就此而论，在启蒙自身中就蕴涵着虚无主义的因素，恰恰是启蒙自己颠覆了自己的根基。在当今时代，需要重新关注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自我调适，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追问启蒙之困境的根源，变不可能为可能。
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金延教授担任了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指出，很多归咎于启蒙思想的错误，往往是因为人们为了完成某种思想改造而有意地去批判启蒙思想，或者是人们对启蒙思想中的某些表述的误用，在此意义上，张志伟教授的报告非常有意义，他所提出的启蒙思想的自我调适，对如何解决我国在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启蒙思想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启蒙思想缺陷认定的超越性标准、如何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启蒙思想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第二场，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作了题为《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报告。先刚教授认为，自叔本华和尼采以来，悲观主义思潮已经席卷人类社会，接受乐观主义就是缺乏深刻性和反思精神，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原生性的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反思乐观主义，并为之提出合理性的辩护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当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来澄清“乐观主义”的真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分歧和对立，归根结底是两种哲学不同的善恶观。叔本华将整个世界的本质，界定为“求生意志”或“生存欲望”，他从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借来的“个体化原理”注定了任何个体都是悲剧存在，“恶”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他认为理性非但不会带来“幸福”，反而会导致各大的痛苦。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完全覆盖叔本华的体系，他们承认，叔本华指出的所有痛苦和恶都存在，但他们要么认为这仅仅是个人主观的感受，是一些可以被克服、被清除的东西，要么认为这里面有着夸大其词的成分，而且即便如此，从整体来看，所有的恶都无损于整体的完满，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完美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切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知识”，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知识”。正因如此，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其实是可以兼容的：悲观主义让我们更敏锐地洞察人生的艰辛和苦难，保持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反之乐观主义绝不是否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恶，但是它能够让我们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摆脱个别的、片面的立场，看到整体，看到整体与个体的联系，让我们更全面、更平和地审视这个世界，从而超脱软弱无力的抱怨和咒骂，转而以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因为理论归理论，落实到最真实的生活，乐观主义能够给我们提供指导，而悲观主义却不能——假若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走向了乐观主义，即超越个体而走向普遍的、唯一的东西，就像叔本华的“审美”和“同情”昭示的那样。
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赵卫国教授担任了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指出，先刚教授的报告非常具有启发性，将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关系归结到“善”与“恶”的问题上，实际也就是关于世界合理性的问题，个体与体验的关系问题。叔本华从主观个体的角度出发，导致他形成了悲观主义的理论，但并不是从个体出发都是悲观主义，因为尼采作为叔本华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中蕴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在哲学上的论证是否成立，两种理论对我们的实际意义等方面作了深刻的探讨。
第三场，《哲学研究》杂志社孟宪清研究员作了题为《从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的角度看马克思哲学的二重性》的报告。孟宪清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不论在德国古典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都非常强调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类似于上帝创造世界的本来意义上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却把具有巨大合理性的强调精神优先于物质强调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唯心主义也否定了。西方近现代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潮对中国传统哲学、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的影响，要比其他思潮的影响更大、更深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就更加科学化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进化论线性思维方式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就是源自苏联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哲学中原有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放大体系化的结果。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倾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因此要想真正推进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变，提高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区分其精华和时代局限性，扬长避短，融会创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蓬研究员担任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表示，孟宪清老师的报告有着非常好的启发意义，我们现在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从中汲取养分，将它与我们传统哲学中强调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在指导层面上解决我们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讨论环节，大家就马克思哲学的二重性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有益互补，展开了深入交流。
第四场，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作了题为《分析哲学中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的论战》的报告，他指出，在分析哲学中存在着七大论战，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的论战，哲学基础中三大派的论战，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的论战，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战，关于真理和逻辑真理的论战，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论战，逻辑一元论和逻辑多元论的论战，他在这里主要阐述了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的论战。他认为，现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于这一论战。弗雷格对心理主义的评判，从研究对象来看，逻辑和数学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所研究的观念、意象等必定是私人性的，而逻辑或数学规律是客观的和公共性的，可以被每个人所理解和把握；观念、意象因人而异，是变化的、不稳定的、偶然的，而逻辑或数学规律是必然的和永恒不变的。从方法论上说，应该区别逻辑和数学规律的发现与证成心理学的方法是观察、内省、归纳、概括等，这些方法本质上是发现的方法，从中不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逻辑或数学真理都是分析的、必然的、先验的，其证成与心理因素和事实问题无关。从学科性质上说，心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是描述性的，而逻辑是规范性的。因此，逻辑和数学不是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逻辑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和先验的，而心理主义把逻辑看成是主观的和描述性的，所以心理主义是错误的。然而，他只是预设了、而不是证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即逻辑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分析的、必然的和先验的，这就是弗雷格的困境。陈波教授不主张将逻辑的奠基诉诸于先验，而是诉诸于外部世界，心灵世界和语言。
西北大学张学广教授担任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指出，弗雷格的思想成果在分析哲学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理论上的困境，各个哲学流派为了争夺话语权，提到自己的成果往往过于急迫，这是不好的现象。我们在治学中，要有着包容的胸怀，多做交流，陈波教授的报告非常发人深省。在讨论环节，大家就逻辑学的奠基，逻辑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第五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周志教授做了题为《自我的可疑性与理性的困惑》，他指出，自然科学运动和人文科学运动使得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拉开了帷幕，理性与科学就是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理性与信仰、理性与自由的关系，就是其要论述的基本对象，尼采大呼“上帝死了”，反对理性与科学。我们可能超越理性吗？近代哲学回归“我思”，人们在失去信仰时，只能靠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获得知识。真正的哲学问题要对我们获得知识何以可能作分析，这也是黑格尔讲笛卡尔的原因。从康德、黑格尔直到今天，我们能否解决理性的困惑问题？当我们实现了这种超越，现实世界由什么来主宰？我们又如何真正将哲学用于现实生活，我们应该保持对理性的追求。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孙冠臣教授作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谈到，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与古希腊哲学以及现代哲学有着割舍不开的渊源传承关系，笛卡尔的理性并不是个体的理性，笛卡尔的“我思”是很多哲学思想的开端和引子。哲学应该多进行争论与探讨，这样才能使哲学获得进步。在讨论环节，大家就人类选择理性是被逼无奈还是良好选择，笛卡尔哲学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探讨。
下午的报告从14点开始。第一场，台湾阳明大学王文方教授作了题为《当代有关外在世界的怀疑论与相关选项理论》的报告。王文方教授在报告中以“桶中脑”为例，介绍了怀疑论者所作出的论证，指出这个论证表面上看起来合乎逻辑，但是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论证的两个前提本身并没有被证实过。经验论者通过感觉来确认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在于这样得来的信息是处理过的结果，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理性论者以逻辑的角度来确定知识的确定性，这样带有先验性的论证也不够严谨。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作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环节谈到，极端的怀疑论者无法反驳，也不值得被反驳。经验论者无法直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是通过预设、假设的方式来证明，将合理性诉诸于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讨论环节，大家对如何证明封闭性原则不成立，极端怀疑论的判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下午第二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孙冠臣教授作了题为《笛卡尔“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的报告。孙冠臣教授谈到，哲学家们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理解与贯彻的不同，导致了主体性形而上学形成不同的流派，具体来说有三个发生场域：一是反思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仅主导着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理解，甚至主导着对整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解，从而形成一个反思范式；二是表象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主体性形而上学得以完成，“我思”不仅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而且“我思”是知识得以可能性的至上原理，它规定着认识对象的呈现与否，以及 什么样的性状给予我们，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成就了康德的知识论；三是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笛卡尔的“我思”奠定了现象学的主旨，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也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规定，笛卡尔对清晰明白的真实观念的规定得到了彻底地完全贯彻，自我意识的明见性、直接性成为可理解的。
宝鸡文理学院许勇为博士作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指出，孙冠臣教授的报告非常有启发意义。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的确定性直到现在也只是在相对的条件下得以确认，笛卡尔“我思”的三个场域其实就是它的三个阶段。“我思故我在”是一个陈述，而不是一个论证，避免了无穷的追问。在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针对康德“统觉”理论与笛卡尔“我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
下午第三场，河北大学哲学系李恒熙博士作了题为《西方近代哲学中关于因果关系概念的三种解决方案》的报告，他指出，洛克在谈到能力观念时，违反了自己经验论的原则，认为我们一切的观念要么来自感觉，要么来自反省，唯独能力的观念是我们推论出来，休谟与里德都反对洛克的这一观点，休谟彻底走向了怀疑论的立场，因果性的观念只是我们的联想。哲学家们对因果性概念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在讨论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影响我们的道德实践和生活，最终给出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获得对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理解。休谟、康德、里德在这个层面上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在我们日常的行动中，我们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相互对立的因果关系观念。我们在生活中会自然的使用“我决定了”，但是目前没有一种哲学理论能够解决它发生的原因。我们开始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预测时，会出现两种因果性，一种是排斥必然性的因果性，一种是要求必然性的因果性。对于解决这个矛盾，共有三种解决方案，在李恒熙博士看来，三种方式都不够令人满意，但是里德的方案相比之下，更加圆满一些。
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庄振华副教授担任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指出，李恒熙博士从经验论的角度很好为大家展示了经验论的问题，经验论与先验论的争论在哲学界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对错之分，有各自考察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在讨论环节，大家就报告中因果性区分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下午第四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学广教授作了题为《心灵问题的演变：从笛卡尔到维特根斯坦》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心灵问题的演变过程和问题域进行了简要概述，主要叙述了维特根斯坦对心灵问题的消解。心灵问题由笛卡尔“我思”所引发，开创了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哲学家站在赞成或反对的立场上，都要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这些困惑主要以身心关系问题、他心问题、心灵自身问题三个方向展开。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种理论、立场和观点。对心灵问题的消解中，维特根斯坦的语法阐释最为典型，他通过对话、设问、评论、构造语言游戏、辨析语词含义等方式对我们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用法分析，揭示概念的深层语法，说明语言意义的多样性和概念含义的家族相似性，他使用语言分析方法说明各种心理概念的语法，认为“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我们所遇到的心灵问题是因为我们受到语言表达形式的蛊惑而产生的，我们需要进行对语词用法的长期训练，使哲学问题消失。
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宋宽锋教授作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对张学广教授的报告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宋宽锋教授觉得我们在进入各个哲学系统以后，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问题之间有着一定的交集与相关性，当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能否产生内在沟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得到超越系统的思想，而不是各说各话。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去判断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被对待。在讨论环节中，大家就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第五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蓬研究员作了题为《“知识论”的悖论意义与哲学的划界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存在”方式,是诸多哲学家由“是什么”的发问方式而形成的“哲学谋划”。诸多以“是什么”为把握方式的各种“哲学谋划”,其“解释”只能是基于“是什么”的意义围城之内的逻辑同一,实难以走出“逻各斯”的知识论边界,由这些哲学谋划所形成的所谓哲学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哲学谋划方式在为哲学划界中对划界的自身疑问。为哲学划界,就是为哲学作为解释的意义可能划定界限。由此,处于“谋划”与“划界”中的西方哲学作为“解释”在知识论的悖论命运中不得不走向自身的消解。因此,哲学作为“解释”可以是建构的,可以是怀疑的,也可以是消解的。哲学谋划的各种方式之间的博弈就形成了西方哲学问题在哲学划界中显现的演化逻辑。
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宋宽锋教授作此场报告的评论人，他在点评中提到，怀疑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吗？或者在不同的视域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在谈论同一个问题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已经认同的体系中去认识、解答。陈波教授认为哲学言说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不应该被划界限，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将神秘之物变成可言说之物。
此次工作坊历时一天，围绕西方近代哲学总共举办了10场精彩的报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内近代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下午六点，本次工作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